华侨大学诞生的年代，正是“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统治教育界的年代。因此，华侨大学亦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冲击最大的是中文系、政治系等文科。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以后入学的文科学生，真正能安静地坐在课室内学习基础课的时间不多，很多时间要到校外搞形式的调查。如下乡搞“四清运动”，一去就是停课半年。再加上不久就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华大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如此，初期的华大仍能出作家。享誉香港的名作家东瑞，就是我们中文系六四年级一班的黄东涛。
黄东涛是印尼归国侨生，他是和其姐先后从福建集美侨校考入华大的。他个子高大，有些虚胖，可能是少运动之故。他沉默寡言，谦虚憨厚，有点只专不红的书呆子味儿，甚少参加自由课的体育活动。他与我同属一个学习小组，政治学习时他发言不多，若是遇到非发言不可时，他都会事先列好发言提纲，发言时似乎有些紧张吃力，额头上有时还沁出汗水，但谈到文学时他却津津有味了。有一次，他看见我在黑板上写的“雷声烈，神州六亿学王杰。学王杰，丹心一颗，献给伟业”的《忆秦娥》词时，竟眉飞色舞地大赞好，还为我起了个花名叫“雷声烈”，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第一次学写诗词，就受到他善意的“打击”，从此再也不敢动笔写诗词了。
黄东涛对上级分配他进华大学习，起初是有些情绪的，他嫌华大新办，师资缺，怕影响前途。为了这事，他曾偷偷地问我，华大有几位教授？其实，当时我比他更糊涂，还以为助教比讲师大呢！但我还是对他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名成名家，不在于学校质量高低，不在于有多少教授，主要是在于自己能否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想不到这句夸夸其谈的“伟论”，竟然对他产生作用，只见他面有喜色，频频点头称是。从此，他真的安心在华大学习了。
他学习是很用功的 ,字体写得很端正、美丽，学习成绩优良。然而，在那个年代，专心钻研功课似乎是一种罪过。为了使他不致被人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傍晚的自由活动课，我喜欢拉他去打篮球。
“文革”前夕，我离开班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一年后回国到华大探亲，想不到黄东涛的才华在摆脱了人为的束缚后，已充分显露出来，他和同学合编的《毛泽东诗词解释》，有较高的水平。
八十年代初，他已成为香港名作家，我也在香港珠宝金行当经理。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我当时对文学提不起兴趣，最有兴趣的是伦敦金价、纽约期金。我只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在一次找他不遇后的不久，我就离开香江来巴黎定居了。
黄东涛的作品，是我到巴黎后才有机会真正拜读到的。他确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小说写得生动，引人入胜，散文写得优美、细腻、如诗如画。不然怎么能得到散文大师秦牧的欣赏，并为他的《香港一角》作序呢？东瑞的成就，不但是我班的光荣，同时亦是华大的光荣！
华大从开办到“文革”后期被关闭学校的第一阶段，虽然是短暂的几年，但造就的人才不下万千。这些人现在已散布在三湖四海、五洲七洋。到底初期的华大养育出多少作家，多少工程师，多少政治干部，多少医学专才，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单凭我们这个小小的班级，据我所知已出了东瑞作家，几位报社主笔和一个县长来推论，整个华大肯定是出了不少名人的。
（ 1989年5月24日 原载《欧洲时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