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华侨大学扯上关系，可说是历史的误会。
一九六四年，我就读于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中学”高中三年级。当时，上海的任务是动员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我是班主席，当然要起带头作用。于是约同班中的五、六位侨生和个别国内生，学习董加耕，放弃高考，要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锻炼。当时我是真心实意去的，并已征得海外家长的同意，单等高中毕业后起程。可是我们的这一“伟大举动”却遭到校方的阻拦，一定要我们参加完高考后再说。我们认为学校这样决定是出于私心作祟，因为“控江中学”当时是杨浦区的重点中学，正在不惜一切地提高教学质量，争取高考取得较高录取率，而跃居全市重点中学，而我们班中不参加高考的同学，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不参加高考，对学校争取较高的录取率自然不利。于是我们联合起来变相抗议：不复习功课，天天去游玩、打球，希望高考考不上。我还在报考志愿表上，把当时谁都不愿意去的台湾海峡军事前线、质量排在高校之末的泉州华侨大学，填上我的第一志愿，而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流学府排在末位。我这个带有捣蛋性质的破天荒“创举”，使校方瞠目结舌，急忙叫班主任与我谈话，我还是坚持“原则”。班主任素知我是个不苟言笑之人，亦不敢多加规劝，就这样将这表格上报了。
高考之日，“控江中学”的老师们比学生还紧张，守在考场门口询问学生的考试结果。我记得我的作文考试是没有起草的，随便写他一千个字左右就交卷，时间还不到一小时，是第一个先出考场的，把守候在外边的老师吓得非同小可，以为我是在考场内犯规，被赶出来的。
当时全国困难刚过，高考录取的名额压缩，考不上大学的人很多，可是我们这几个不愿考大学的人，几乎全部考上重点大学，我还“得偿所愿”“光荣”地以第一志愿考进华大，还把我安排在中文系（我是报考政治系的），实属可笑。
为了不愿上大学，我们曾到上海团市委请求取消我们进高校，批准我们到新疆去。结果反而给团市委批评了一顿，说我们不服从分配。没有办法，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到福建前线的华大去。到了华大不久，在一次听邓小平的录音报告中，才知道不高考就到边境去是个阴谋，说工农子弟不参加高考，正好把名额让给五类份子的子弟去上大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几乎上当，还错怪控江中学和上海团市委的领导呢。在感谢国家把我当工农子弟看待之余，唯有“死心踏地”留在华大学习。
当我胸前挂着“华侨大学”的校徽时，不但没有光荣感，反而觉得有点耻辱。原因是我怀疑自己高考的成绩不及格而被保送进来的。直至有一次我以班主席的身份，协助班主任整理同学们的学历时，偶然发现全班同学的高考成绩表。六十分以下不及格的大有人在，而我的高考总分竟得六十八分之高，只有英文不及格得 25分，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很好，特别是作文。我自从知道自己不是胡惠乾，从阴沟里偷出，而是洪熙官，是靠真材实料打出铜人阵而入华大的，心情才踏实下来。
我们六四级一班是个团结、坚强的集体，是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我们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可是，“文革”浩劫，把我们这个团结、坚强的集体打得粉碎。一九六六年春，有人藉备战为名，把我校的文科学生赶到闽北建宁县山区搞分校。我就是在这时被调离班级到部队去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的。在三年长的浴血奋战中，我不但能继续学到写作、学到越文、学到战争本领、学到外交艺术，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在“文革”中浪费青春，可说是“文革”的得益者。
一九六九年完成任务转业回来后，我还被分配回“广州广雅”中学工作。比起在国内因搞“文革”而荒废学业、虚度年华、毕业后还被分配到农村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班中同学们幸运得多。
（ 1989年5月11日 载《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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