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柬埔寨柴桢市华侨公立学校要增开初中班。如果在中国，初中班只是个小儿科，但对当时柴桢市来说却是一件大事，相当于最高府了。因为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对华文教育管得严，只准办到初中。首都金边的华校最高学府端华中学，也只办到高中，而且是偷偷办，改名换姓，把它叫做专修班。
柴桢市的初中班有24位学生，其中只有5个女同学，人们把她们称为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以其独特的学习才华，展示在人们眼前，赢得当地华人的赞赏。
金花之一是张风兴
张凤兴是柴桢市广利昌号东主张权先生的掌上明珠。她大眼睛，高鼻子，瓜子脸，齿白唇红，标准身材，端庄贤淑，似洋娃娃，是公认的校花。她从小学起，逢考必甲，成绩优异。她是学生会主席，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文笔犀利。但世事多是一物治一物，自从我插入初中班后，成为她的克星。每个学期考试，我们两人各出奇谋争取考第一名，成绩多在99分左右，胜负只差零点一、二分，不是她赢，就是我胜。在学习上，我们是劲，是死对头。
我们不但在班里斗，还在金边“棉华日报”副刊上斗，她的《慈母泪》文章很出名，轰动学校；我的看图作文《突然归来》，也使报社总编跌眼镜，以为是大作家而邀请我参加报社社庆，但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黄毛小子写的。初中二年级时，我们两人还斗到高棉王国教育部：班主任安排我们去考华文教师证，结果又打个平手，双双拿到教师证回来。
初中毕业后，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一齐回国升学，最初进入广州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又编在同一个班。可是几个月后，她就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女四中；一年后我被分配去上海控江中学读高中，从此两人基本上没有联系。后来她考入湘雅医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考入华侨大学，后随军到越南打仗，成为一名军官，转业后到广州广雅中任教，成为一位人民老师。
万万想不到我们这对小冤家，在国内经过十年周折后，竟然成为无妻，真是不可思议，天公也实在会作弄人。
她与我结婚后，被特别照顾分配回广州工作，因工作出色，受到广州教育系统的表扬。后来我们迁居香港，她在港开了10年医务所，赠医施药，获得好评。1983年，我们定居巴黎至今，育有两个儿子，都是高级工程师。
自从结婚后，我们不再斗了，我有一阕浣溪沙词为证。词曰：
世事如棋费品评，五洲处处可飞腾。管它泛梗或浮萍。
几代推崇人老老，半生幸享我卿卿，孩儿自爱足怡情。
金花之二是秦爱容
秦爱容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南的独生女。她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女同学中，只败给张风兴，排行第二。她生得珠圆玉润，笑口常开，性情和蔼，平易近人，思想开放，作风大胆。在当时的守旧社会，她竟然敢公开地与同班同学张永周拍拖，天天出双入对，羡煞了旁人。但后来不知何故，竟然转去同班主任周学明老师谈恋爱。她毕业后留学当小学教师，后与周学明校长（周后来升校长）结婚。听说张永周同学因此而终生不娶，痛苦一生。
在周秦结婚时，一些不满周横刀夺爱的同学，竟然在金边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大幅“不愧良师”的祝贺结婚之喜的广告，气得周校长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把当天的日报全部买下烧毁。周秦结婚时我已回国不知此事，十几年前，有个定居巴黎的张同学亲口告诉我，并说始作俑者就是他，他现在仍居巴黎。
1970年朗诺政变后，柴桢市华侨公校被封。西哈努克在北号召人民揭竿而起反对朗诺政权，周学明秦爱容夫妇进入解放区搞华运。柬共头子波尔布特夺取政权后，他们逃到越南西贡，但随即遭到越南当局的扣留审查，后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可能是助柬共而被柬共驱逐；助越共而被越共审查的原因吧，他们从此不问政事，也断绝与亲友的联系，过着隐居生活。五六年前，巴黎一友人把他们的电话给我，叫我打电话给他们。电话通接通后，周秦与我和内子聊了一会。我把传真号给他们，请他们把地址传来，以便日后更好的联系，他们答应了，但后来没有消息，从此我们断了联系。近日打电话给他们也不通，可能电话号改了。
金花之三是吴少梅
吴少梅是柬越边境仕孚市的谷米商吴玖先生第三女。吴玖育有二男三女，除长女嫁与当地华人外，其余四人全部送回国读书，可说是个爱国商人。如果说秦爱容珠圆玉润似杨贵妃的话，则吴少梅就是赵飞燕了。她长的娇小玲珑，清秀活泼，能歌善舞，交游广阔，牙尖嘴利，身边常有些狂蜂浪蝶跟随，学习成绩中上。她唯一的缺点是对人严，对已宽，喜欢教训别人。她读到初二上学期，就与其弟吴庆云和几个同学回国升学了。时隔半年，我亦回国，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遇到她，我们又成为同班同学。记得我刚到补校几天的一个晚上，她就拉我到一个黑暗处“谈心”。她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叫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问她是什么党？她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党就是共产党。我说，那致公党等不是党吗？她答不上来。“组织”对我来说是个从来没有听过的新名词，于是我又问她什么是“组织”？想不到她又答不上来，哑口无言。尽管她回国已半年，是补校的文工团员，是个积极分子，但她的政治水平看来比我这个新同学高明不了多少。
一年后的1961年，我被分配到上海控江中学，想不到在名单中也有吴少梅在内。到了上海，我被安排在高一（1）班，她在高一（2班），两个课室只有一墙之隔。
屈指一算，在五朵金花中，我与吴少梅最有缘，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最长。在柴桢的两年半中，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同住在一层楼（吴少梅与几个男同学租了我姐的二楼住，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在广州补校一年，在上海三年，共六年半。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关照，情同兄妹，她总是叫我“祺哥”。特别在上海的三年中，可能她身体不太好，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使她从一个喜欢训人的活跃份子，转变成一个消沉的人。她有事也常找我谈心，但已不是训我，而是要我鼓励她，解决她的思想问题。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她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校读日文，从此我们失去联系。
1969春天，我从越南战场转业回广州后，被安排在广东广雅中学任连长（年级组长）。那年夏天她来广州找到我，她是在北京毕业后到广东潮州军垦农场锻炼的。广州已是夏天了，她仍穿着一条棉裤，说膝盖有关节炎。看到她情绪低落，我只好安慰她。我对她说：我已同金花之一的张凤兴确定关系，准备结婚了。她听后有点惘然地望着我，面色顿时有点青白。可能她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我与小张是学习上的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夫妇的。傍晚，我请她吃一顿饭，为她送行。但那是一顿最沉闷的饭，她从头到尾都沉默地不出声，呆呆地望着我，好似有很多心事。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个年纪比她大，而她不喜欢的印尼侨属Z先生。
七十年代中，她也到了香港定居。有一次她带了她的女儿小敏来我家探望我。真巧，我的儿子叫敏，她的女儿也叫敏。
我来巴黎定居后，每次到香港都有去探望她。她住在黄浦新村，但每次我去探望她时，她都在附近酒楼接见我，从不肯带我到她府上，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十几年前，她曾到巴黎来与一班旧同学会面，我们相叙甚欢。近年听说她女儿嫁到新加坡，她也移民到那里，从此又失去联络。
金花之四是庄文美
庄文美是柴桢市庄中商宝号的娇娇女，在五朵金花中，她是唯一的一个潮州人。她生得瓜子脸，大眼睛，性情和顺，笑口常开，说话得体，谦虚有礼，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靓女，与她交往如沐春风，没有被“教训”的感觉。她学习努力，成绩中等。每到学期考试时，她常找张凤兴或找我与他一同复习功课。初中毕业后，她留校当小学教师，后与蔡敬仁老师结婚。蔡老师是我们班数学与美术老师，他没有架子，与那些“跳皮”学生融洽，故结婚时没有遇到在报上刊登“不愧良师”的“劫难”；阻力只来自女方家长，认为不应该师生恋，但也顺利过关，婚后育有一女。
朗诺政变后，蔡庄把女儿留在婆婆家，他们两人去参加华运，反对朗诺政权。巴黎周德明先生以遥思的笔名出了一本揭露柬共暴行的书，叫《叶落湄江》。书中提到蔡木者，有人说是蔡敬仁的化名。柬共取得政权后，蔡庄夫妇逃到越南西贡，听说蔡敬仁老师也被越共找过麻烦。1983年我来巴黎定居时，已见庄文美与其女小红在巴黎，但蔡敬仁老师仍留在越南。当我遇到久别重逢的庄文美时，感触良多，写了一首诗赠她，诗曰：
小小弹丸是非多，无情总把有情拖。
投笔疑将异国改，挥戈即被赵爷磨。
逐虎引狼狼胜虎，驱魔迎佛佛愈魔。
从今莫理他人事，洗涤烦愁塞纳河。
注：诗中的“赵爷”，是《阿Q正传》中不准别人革命的赵老爷，暗指柬共。
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庄文美时，她把以往叫我“祺哥”改成叫“祺叔”。她改口的原因是她的弟弟庄文典与我的侄女玉珍结婚，她要随其弟叫我，真有点鲁迅后来与润土的关系，使我很不自然。于是我也改口叫“师母”回敬她，这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她像以前那样以平等的同学关系互相称呼我。
1996年，我从巴黎回到阔别了36年的越南西贡探亲，想不到在一群接机的亲人中夹着蔡敬仁老师。久违了的蔡老师仍如昔日一样潇洒，只是把蔡敬仁改成蔡敬人，这可能是华运时“热爱人民”的革命体现吧！我回程时他又到机场送机，体现了深厚的师生情。可惜前几年他已在越南作古了。
虽然两地相隔万里，夫妻离别30多年，但庄文美对蔡老师的感情永笃。现在她已退休，且申请政府廉租屋住，可说是安享晚年了。
金花之五是秦况章
秦况章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齐的女儿。秦齐与秦南是堂兄弟，因而秦况章与秦爱容是堂姐妹。秦爱容是个肥姑娘，秦况章却是个瘦骨仙。秦况章的左眼有点斗鸡，但这刚好有一种吸引人的媚态。她为人诚恳，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三年中，不见她有恋爱迹象。正因为她纯洁，常给人作弄她，但她从来不生气，把一切当成玩笑。有一次班中的一个“跳皮精”，看到我的笔名中有个叫陈臻，似乎发现新大陆，说我对秦况章有意思，其根据是臻字拆开来是“至秦”，使我啼笑皆非。但在他满口雌黄的鼓动下，班中有些人可能相信的，但不知此事是否传到秦况章的耳朵中。是的，在五朵金花中，无论是燕瘦环肥，个个都优秀，人人都是我羡慕的对象，但当时我只一心向学，不考虑其他事。回到国内后，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志在边区，志在军垦，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阶段，我都没有与谁真正谈过恋爱。我与金花之一的张凤兴的结合，还是在1969年越战凯旋归来，转业到广雅中学任教之后。
1960年初中毕业后，秦况章与张凤兴和我等十几个同学回国升学（回国后自改为秦凤章）。1961年我与吴少梅去上海后，只有她一人仍留在广州华侨补校，我到上海后就没有与她联系了。后来听说她在补校两次考不上大学而被分配到韶关英德茶场。按照秦况章的成绩，是没有理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只能是政治问题，因为她有个哥哥在台湾读书。在那个年代海外关系决定一切，尤其是有人在台湾，那更成问题了！
1968年秋，我从越南战场回广州休假两个月，与我同回的一个战友家在英德茶场，他约我中途在韶关下车，转到茶场玩几天。在那里，我见到秦况章和班中的几位女同学。她看到“失踪”了七年的我，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官服装出现在眼前，使她吓了一惊，有点惘然，眼圈随即发红，沉默无言。我见她一天到晚劳动，只赚到两三角钱，实在可怜。她帮我的SONY牌收音机精心地制了一个外套。这个套我一直保留着，直到1973年底出香港时才把带套的收机送与亲人。不过她命运好，嫁给一个同在茶场有钱的印尼侨生巫先生，在广州河南买了房子，常走在茶场与广州之间，减少了劳动时间。几年后，她到香港居住，总算脱离苦海。
1975春节，秦况章带了她的夫婿巫先生与她的儿子小华到我家拜年，才知道他们在香港筲箕湾置了物业。可能有碍于巫氏家族吧，她没有请我们的同学到她家中玩。
2004年，她知道我与内子到香港，特地请我们到她的家住几天。当时听说巫先生去世不久，为了慰问她，我们依时从元朗到她家住两天。傍晚，她与儿子、儿媳在酒楼为我们洗尘。她的儿子小华是音乐界名人，曾留学澳洲，婚后居九龙将军澳。巫先生走后，她一个人住两房一厅的大屋有点清冷。
当晚，她一定要我同她通宵夜谈到天亮，不得睡觉，我欣然答应。她告诉我，她父母兄弟妹妹等一家近十口，全部给波尔布特的柬共杀害了，现在只有她一人还活着。看到她现在又是“文君新寡”，我不禁暗然下泪！以后她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记不清。直到凌晨两点，内子早已去见周公多时，她还滔滔不断地说下去。因为时差未过，后天又要去澳洲，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上床睡觉。第二天分别时，她还悻悻地说我失约，没有做到通宵夜谈，要求我们以后再到香港时，一定要去见她。但这些年来，我们没有机会再到香港，只能从电话中向她问候。可喜的是，她的身体与生活过得很好。
在五朵金花中，算秦况章经历最坎坷、最惨，然而她仍然坚强地活下去。她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的少女时的性格仍然保存，在表面看不出她内心有何痛苦，可能她“已惯于长夜过春时”了。
初中毕业后的五朵金花，各人都带着豪情走向更高的理想。回国的三位金花却遭遇到三年大灾害，文革等浩劫；留在“和平绿洲”柬埔寨的两位金花，也万万想不到会遇上一场灭顶之灾的战火。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似劲松那样挺立着。虽然岁月消磨，但情怀依旧，还在香港、新加坡、法国、加拿大等地发出艳丽的晚霞，做出不愧于柴桢市华人的事。
陈湃 2013年6月6日作于巴黎
柴桢市五朵金花今何在？
1958年，柬埔寨柴桢市华侨公立学校要增开初中班。如果在中国，初中班只是个小儿科，但对当时柴桢市来说却是一件大事，相当于最高府了。因为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对华文教育管得严，只准办到初中。首都金边的华校最高学府端华中学，也只办到高中，而且是偷偷办，改名换姓，把它叫做专修班。
柴桢市的初中班有24位学生，其中只有5个女同学，人们把她们称为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以其独特的学习才华，展示在人们眼前，赢得当地华人的赞赏。
金花之一是张风兴
张凤兴是柴桢市广利昌号东主张权先生的掌上明珠。她大眼睛，高鼻子，瓜子脸，齿白唇红，标准身材，端庄贤淑，似洋娃娃，是公认的校花。她从小学起，逢考必甲，成绩优异。她是学生会主席，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文笔犀利。但世事多是一物治一物，自从我插入初中班后，成为她的克星。每个学期考试，我们两人各出奇谋争取考第一名，成绩多在99分左右，胜负只差零点一、二分，不是她赢，就是我胜。在学习上，我们是劲，是死对头。
我们不但在班里斗，还在金边“棉华日报”副刊上斗，她的《慈母泪》文章很出名，轰动学校；我的看图作文《突然归来》，也使报社总编跌眼镜，以为是大作家而邀请我参加报社社庆，但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黄毛小子写的。初中二年级时，我们两人还斗到高棉王国教育部：班主任安排我们去考华文教师证，结果又打个平手，双双拿到教师证回来。
初中毕业后，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一齐回国升学，最初进入广州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又编在同一个班。可是几个月后，她就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女四中；一年后我被分配去上海控江中学读高中，从此两人基本上没有联系。后来她考入湘雅医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考入华侨大学，后随军到越南打仗，成为一名军官，转业后到广州广雅中任教，成为一位人民老师。
万万想不到我们这对小冤家，在国内经过十年周折后，竟然成为无妻，真是不可思议，天公也实在会作弄人。
她与我结婚后，被特别照顾分配回广州工作，因工作出色，受到广州教育系统的表扬。后来我们迁居香港，她在港开了10年医务所，赠医施药，获得好评。1983年，我们定居巴黎至今，育有两个儿子，都是高级工程师。
自从结婚后，我们不再斗了，我有一阕浣溪沙词为证。词曰：
世事如棋费品评，五洲处处可飞腾。管它泛梗或浮萍。
几代推崇人老老，半生幸享我卿卿，孩儿自爱足怡情。
金花之二是秦爱容
秦爱容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南的独生女。她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女同学中，只败给张风兴，排行第二。她生得珠圆玉润，笑口常开，性情和蔼，平易近人，思想开放，作风大胆。在当时的守旧社会，她竟然敢公开地与同班同学张永周拍拖，天天出双入对，羡煞了旁人。但后来不知何故，竟然转去同班主任周学明老师谈恋爱。她毕业后留学当小学教师，后与周学明校长（周后来升校长）结婚。听说张永周同学因此而终生不娶，痛苦一生。
在周秦结婚时，一些不满周横刀夺爱的同学，竟然在金边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大幅“不愧良师”的祝贺结婚之喜的广告，气得周校长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把当天的日报全部买下烧毁。周秦结婚时我已回国不知此事，十几年前，有个定居巴黎的张同学亲口告诉我，并说始作俑者就是他，他现在仍居巴黎。
1970年朗诺政变后，柴桢市华侨公校被封。西哈努克在北号召人民揭竿而起反对朗诺政权，周学明秦爱容夫妇进入解放区搞华运。柬共头子波尔布特夺取政权后，他们逃到越南西贡，但随即遭到越南当局的扣留审查，后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可能是助柬共而被柬共驱逐；助越共而被越共审查的原因吧，他们从此不问政事，也断绝与亲友的联系，过着隐居生活。五六年前，巴黎一友人把他们的电话给我，叫我打电话给他们。电话通接通后，周秦与我和内子聊了一会。我把传真号给他们，请他们把地址传来，以便日后更好的联系，他们答应了，但后来没有消息，从此我们断了联系。近日打电话给他们也不通，可能电话号改了。
金花之三是吴少梅
吴少梅是柬越边境仕孚市的谷米商吴玖先生第三女。吴玖育有二男三女，除长女嫁与当地华人外，其余四人全部送回国读书，可说是个爱国商人。如果说秦爱容珠圆玉润似杨贵妃的话，则吴少梅就是赵飞燕了。她长的娇小玲珑，清秀活泼，能歌善舞，交游广阔，牙尖嘴利，身边常有些狂蜂浪蝶跟随，学习成绩中上。她唯一的缺点是对人严，对已宽，喜欢教训别人。她读到初二上学期，就与其弟吴庆云和几个同学回国升学了。时隔半年，我亦回国，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遇到她，我们又成为同班同学。记得我刚到补校几天的一个晚上，她就拉我到一个黑暗处“谈心”。她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叫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问她是什么党？她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党就是共产党。我说，那致公党等不是党吗？她答不上来。“组织”对我来说是个从来没有听过的新名词，于是我又问她什么是“组织”？想不到她又答不上来，哑口无言。尽管她回国已半年，是补校的文工团员，是个积极分子，但她的政治水平看来比我这个新同学高明不了多少。
一年后的1961年，我被分配到上海控江中学，想不到在名单中也有吴少梅在内。到了上海，我被安排在高一（1）班，她在高一（2班），两个课室只有一墙之隔。
屈指一算，在五朵金花中，我与吴少梅最有缘，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最长。在柴桢的两年半中，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同住在一层楼（吴少梅与几个男同学租了我姐的二楼住，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在广州补校一年，在上海三年，共六年半。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关照，情同兄妹，她总是叫我“祺哥”。特别在上海的三年中，可能她身体不太好，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使她从一个喜欢训人的活跃份子，转变成一个消沉的人。她有事也常找我谈心，但已不是训我，而是要我鼓励她，解决她的思想问题。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她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校读日文，从此我们失去联系。
1969春天，我从越南战场转业回广州后，被安排在广东广雅中学任连长（年级组长）。那年夏天她来广州找到我，她是在北京毕业后到广东潮州军垦农场锻炼的。广州已是夏天了，她仍穿着一条棉裤，说膝盖有关节炎。看到她情绪低落，我只好安慰她。我对她说：我已同金花之一的张凤兴确定关系，准备结婚了。她听后有点惘然地望着我，面色顿时有点青白。可能她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我与小张是学习上的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夫妇的。傍晚，我请她吃一顿饭，为她送行。但那是一顿最沉闷的饭，她从头到尾都沉默地不出声，呆呆地望着我，好似有很多心事。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个年纪比她大，而她不喜欢的印尼侨属Z先生。
七十年代中，她也到了香港定居。有一次她带了她的女儿小敏来我家探望我。真巧，我的儿子叫敏，她的女儿也叫敏。
我来巴黎定居后，每次到香港都有去探望她。她住在黄浦新村，但每次我去探望她时，她都在附近酒楼接见我，从不肯带我到她府上，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十几年前，她曾到巴黎来与一班旧同学会面，我们相叙甚欢。近年听说她女儿嫁到新加坡，她也移民到那里，从此又失去联络。
金花之四是庄文美
庄文美是柴桢市庄中商宝号的娇娇女，在五朵金花中，她是唯一的一个潮州人。她生得瓜子脸，大眼睛，性情和顺，笑口常开，说话得体，谦虚有礼，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靓女，与她交往如沐春风，没有被“教训”的感觉。她学习努力，成绩中等。每到学期考试时，她常找张凤兴或找我与他一同复习功课。初中毕业后，她留校当小学教师，后与蔡敬仁老师结婚。蔡老师是我们班数学与美术老师，他没有架子，与那些“跳皮”学生融洽，故结婚时没有遇到在报上刊登“不愧良师”的“劫难”；阻力只来自女方家长，认为不应该师生恋，但也顺利过关，婚后育有一女。
朗诺政变后，蔡庄把女儿留在婆婆家，他们两人去参加华运，反对朗诺政权。巴黎周德明先生以遥思的笔名出了一本揭露柬共暴行的书，叫《叶落湄江》。书中提到蔡木者，有人说是蔡敬仁的化名。柬共取得政权后，蔡庄夫妇逃到越南西贡，听说蔡敬仁老师也被越共找过麻烦。1983年我来巴黎定居时，已见庄文美与其女小红在巴黎，但蔡敬仁老师仍留在越南。当我遇到久别重逢的庄文美时，感触良多，写了一首诗赠她，诗曰：
小小弹丸是非多，无情总把有情拖。
投笔疑将异国改，挥戈即被赵爷磨。
逐虎引狼狼胜虎，驱魔迎佛佛愈魔。
从今莫理他人事，洗涤烦愁塞纳河。
注：诗中的“赵爷”，是《阿Q正传》中不准别人革命的赵老爷，暗指柬共。
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庄文美时，她把以往叫我“祺哥”改成叫“祺叔”。她改口的原因是她的弟弟庄文典与我的侄女玉珍结婚，她要随其弟叫我，真有点鲁迅后来与润土的关系，使我很不自然。于是我也改口叫“师母”回敬她，这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她像以前那样以平等的同学关系互相称呼我。
1996年，我从巴黎回到阔别了36年的越南西贡探亲，想不到在一群接机的亲人中夹着蔡敬仁老师。久违了的蔡老师仍如昔日一样潇洒，只是把蔡敬仁改成蔡敬人，这可能是华运时“热爱人民”的革命体现吧！我回程时他又到机场送机，体现了深厚的师生情。可惜前几年他已在越南作古了。
虽然两地相隔万里，夫妻离别30多年，但庄文美对蔡老师的感情永笃。现在她已退休，且申请政府廉租屋住，可说是安享晚年了。
金花之五是秦况章
秦况章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齐的女儿。秦齐与秦南是堂兄弟，因而秦况章与秦爱容是堂姐妹。秦爱容是个肥姑娘，秦况章却是个瘦骨仙。秦况章的左眼有点斗鸡，但这刚好有一种吸引人的媚态。她为人诚恳，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三年中，不见她有恋爱迹象。正因为她纯洁，常给人作弄她，但她从来不生气，把一切当成玩笑。有一次班中的一个“跳皮精”，看到我的笔名中有个叫陈臻，似乎发现新大陆，说我对秦况章有意思，其根据是臻字拆开来是“至秦”，使我啼笑皆非。但在他满口雌黄的鼓动下，班中有些人可能相信的，但不知此事是否传到秦况章的耳朵中。是的，在五朵金花中，无论是燕瘦环肥，个个都优秀，人人都是我羡慕的对象，但当时我只一心向学，不考虑其他事。回到国内后，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志在边区，志在军垦，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阶段，我都没有与谁真正谈过恋爱。我与金花之一的张凤兴的结合，还是在1969年越战凯旋归来，转业到广雅中学任教之后。
1960年初中毕业后，秦况章与张凤兴和我等十几个同学回国升学（回国后自改为秦凤章）。1961年我与吴少梅去上海后，只有她一人仍留在广州华侨补校，我到上海后就没有与她联系了。后来听说她在补校两次考不上大学而被分配到韶关英德茶场。按照秦况章的成绩，是没有理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只能是政治问题，因为她有个哥哥在台湾读书。在那个年代海外关系决定一切，尤其是有人在台湾，那更成问题了！
1968年秋，我从越南战场回广州休假两个月，与我同回的一个战友家在英德茶场，他约我中途在韶关下车，转到茶场玩几天。在那里，我见到秦况章和班中的几位女同学。她看到“失踪”了七年的我，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官服装出现在眼前，使她吓了一惊，有点惘然，眼圈随即发红，沉默无言。我见她一天到晚劳动，只赚到两三角钱，实在可怜。她帮我的SONY牌收音机精心地制了一个外套。这个套我一直保留着，直到1973年底出香港时才把带套的收机送与亲人。不过她命运好，嫁给一个同在茶场有钱的印尼侨生巫先生，在广州河南买了房子，常走在茶场与广州之间，减少了劳动时间。几年后，她到香港居住，总算脱离苦海。
1975春节，秦况章带了她的夫婿巫先生与她的儿子小华到我家拜年，才知道他们在香港筲箕湾置了物业。可能有碍于巫氏家族吧，她没有请我们的同学到她家中玩。
2004年，她知道我与内子到香港，特地请我们到她的家住几天。当时听说巫先生去世不久，为了慰问她，我们依时从元朗到她家住两天。傍晚，她与儿子、儿媳在酒楼为我们洗尘。她的儿子小华是音乐界名人，曾留学澳洲，婚后居九龙将军澳。巫先生走后，她一个人住两房一厅的大屋有点清冷。
当晚，她一定要我同她通宵夜谈到天亮，不得睡觉，我欣然答应。她告诉我，她父母兄弟妹妹等一家近十口，全部给波尔布特的柬共杀害了，现在只有她一人还活着。看到她现在又是“文君新寡”，我不禁暗然下泪！以后她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记不清。直到凌晨两点，内子早已去见周公多时，她还滔滔不断地说下去。因为时差未过，后天又要去澳洲，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上床睡觉。第二天分别时，她还悻悻地说我失约，没有做到通宵夜谈，要求我们以后再到香港时，一定要去见她。但这些年来，我们没有机会再到香港，只能从电话中向她问候。可喜的是，她的身体与生活过得很好。
在五朵金花中，算秦况章经历最坎坷、最惨，然而她仍然坚强地活下去。她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的少女时的性格仍然保存，在表面看不出她内心有何痛苦，可能她“已惯于长夜过春时”了。
初中毕业后的五朵金花，各人都带着豪情走向更高的理想。回国的三位金花却遭遇到三年大灾害，文革等浩劫；留在“和平绿洲”柬埔寨的两位金花，也万万想不到会遇上一场灭顶之灾的战火。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似劲松那样挺立着。虽然岁月消磨，但情怀依旧，还在香港、新加坡、法国、加拿大等地发出艳丽的晚霞，做出不愧于柴桢市华人的事。
陈湃 2013年6月6日作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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