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称谓趣谈人生

董家岐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从家庭到社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称谓或称呼。当回顾人生历程时，各个阶段的不同称谓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所处时代的历史和自己的辈份、工作、职位和身份，可以体会到人生的经历是何等的复杂而精彩！根据这样的思考，我想回忆自己一生中的各种称谓，来看看人生旅途是何等的变化多端和莫测！

  回忆童年，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包括堂的、表的，长辈一大群，兄弟姐妹也一大群。长辈们都称呼我“家弟”，年长的哥哥姐姐们也称呼“家弟”或“家岐弟”，直至今天到了古稀之年，依然如此。一些比我小的弟妹们，自然称呼我为“哥哥”。从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起，兄弟姐妹们成家立业后，在下一辈面前，我有了“叔父”或“伯父”、“舅父”、“姑父”或“姨父”的称谓。当自己有了儿女后，就有了“父亲”的名分。继后小辈们有了下一代，“爷爷”、“外公”以及“叔公”、“姨公”、“舅公”等称谓接踵而来。如今孙辈也有成家立业的，我就登上了“曾”的高位…。如此说来，从家族关系讲，中国特别复杂的亲属关系及称谓，我都得到了，真可谓不亦乐乎！由于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萍飘他乡，与亲人们离多聚少，尤其在现代社会里，有些人去了异乡客地，甚至飘洋过海，远离故国…，因此，很多亲属已经没有联系。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在不时联系中听到各代关系的不同称呼。 

  当我不到6岁时，就上小学读书，在班级里归为最小的一类，那时小同学之间都是直呼名字。但1949年进入中学时，适逢战乱造成不少大龄同学入学，同班同学中大上3/4岁的很普遍，个别大上6/7岁的也有，从此开始，就有人称呼我“小董”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因为在班级里我们总是最小的几个。后来，1958年走上工作岗位，开始是科研单位的青年技术员，仍然被看小，照呼“小董”不变。可是196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调动到一所化学工业学校任教，学生们和同事们都称呼我“董老师”；当时三班120多名毕业生如今都是67/68岁左右的退休老人，其中部分在上海相逢聚会时，或者平时在电话中、通讯联系时，依然称我为“董老师”；其中有的学生已经是大学教授，也不改对我的称呼。因为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历史的定位，终究不会改变。

  1962年我被调动到医药工业研究所工作，专业对口，我开始发奋图强，短时间内发表了不少专业文章。当时连续几年分配到研究所的大中专毕业生，看到我专业业务有水平，知识面广，有人就戏称我“董博士”，慢慢也就叫开了；其实那时中国没有学位制度，事实上没有博士这一说。1963/1964年间，我被借调到捷克援建的化纤厂担任译员，人们就称呼我“董翻译”。回单位时，1964年开始四清运动，紧接着1966年“5.16通知”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专业业务突出，无端被当作“只专不红”和“名利思想”的典型，遭到错误批判，上纲上线，说我走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气氛紧张，大家都不敢与我亲近，有事找我都直呼名字。转年，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获得道歉平反；群众组织大联合时，相继成立《革命职工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我被大家推选为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分管全所科研业务。当年我刚好是而立之年，人们开始称呼我为“老董”了。

  如此一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开始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由于路线、政策的改变，对我的评价绝然不同，成了“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受到许多奖励，并颁发奖状。转年初，我被第一批晋升为制药工程师。当初全市医药系统总共才10名工程师，我单位占到3名，实在是很大的喜讯。从此，我就有了“董工”的称呼。不久，上级组织任命我担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因此又多了一个“董主任”的称谓。1980年5月，我被提升为主管科研业务的副所长，当时我正值不惑之年，年富力强，所内职工300余人，见面都称“董所长”，没有人称“董副所长”，以表尊重。在所领导之间，通常称“老董”，以示亲切。

  算起来，1980/1989年10年间，我经常应邀到相关研究所、大学和制药厂讲学、作学术报告、参加成果鉴定会和科技规划会等活动，并出席许多学术会议，应聘担任技术顾问、研究员、教授、编委、理事等许多学术职务。因此，“董工”、“董所长”、“董教授”等称呼不绝于耳；而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技术人员，则比较喜欢称呼“董老师”，我很乐意接受。

  1989年到法国时，我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获得签证。在与留学生们交往和相处中，大家都称呼我“董老师”和“董先生”；直到后来留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法国社会中，“先生”是最习惯的称呼。由于平时给留学生做了不少帮助，一些年轻人还亲切地称呼我“董叔叔”。不少定居的留学生成家立业后，他们的孩子都称呼我“董爷爷”，自然升高了一级。